您的位置:9159金沙游艺场 > 教育资讯 > 地铁卡余额超最低票价却无法进站 女子告苏州地

地铁卡余额超最低票价却无法进站 女子告苏州地

2019-10-20 23:30

苏州大学学法律的女大学生的吴玥(化名)曾因交通卡储值低于单程最贵票价被苏州地铁拒于闸门外之外,她为此“较真”起来,起诉了苏州地铁。

苏州大学法学院学生“告赢”轨道交通公司 “社会需要较真儿的人”

地铁卡余额超最低票价却无法进站 法律专业女生告苏州地铁促规则修订

图片 1

一年多后的12月14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事开庭审理,经过调解后,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于2019年12月31日前,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进行修改,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进行实施。

因为地铁卡内余额低于单程最高票价,自己被拦在地铁闸机外,苏州大学法学院大四学生吴丽起诉了地铁公司。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咱们先来一起算一道数学题,如果你的地铁卡里还剩7块钱,坐一趟地铁最低只需要2块钱,你能坐几次?反应快的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咱们按最便宜的算,如果每趟都只花2块钱,7除以2,至少可以坐3次是不是?但在江苏苏州,答案却是:一次也坐不成。也就是说,你的地铁卡余额明明超过了最低票价,却依然被挡在了进站的闸机之外。

北京时间十二月二十日消息。据媒体相关新闻报道了解到,乘坐地铁单程票价最低价格保持在两块钱的水平,对于苏州大学这名大四学生来说,当她卡里还剩有七块一的余额的时候,却被拦在了闸机外。因为此事她将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12月18日,澎湃新闻联系上了目前在苏州大学法律专业就读的吴玥,她表示,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这件事一直以来都压在心里,总觉得无论输赢,都该有个结果。”

一年多来,这位大学生经历了取证、立案和多次庭前调解。结果是,运营方承诺修改票务规则。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看到闸机显示“余额不足”,也就是埋怨几句、然后去充值了事。但苏州大学法律专业的女生小吴,却较起了真儿,还一纸诉状将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近日,经过法院调解,苏州轨道交通公司承诺将在明年年底之前按最低票价进站原则修订规定、同步实施。这么一看,小吴的较真儿还真的起了作用。那么,小吴究竟是怎么想的?这场官司又是怎么打的呢?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苏州中级人民法院获悉,经调解,轨交公司需于2019年年底前,按最低票价进站原则,对规定进行修订并同步实施。对此,该女生表示,“非常满意”。

谈及事件的起因,吴玥介绍称,早在大一时,自己就曾因为卡内余额不足而被拦在地铁闸机之外,“当时因为刚开始接触法律知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过了一年多后,大三的吴玥再一次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的卡里还有7.1块钱,但被告知余额不足了。我就很想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进站。”

有网友嘲笑这位大学生花了一年半时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她表示:“从来都不是为了赔偿而打官司,想要的只是不合理的地方得到改善。”

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余额低于全程票价不得进站

持卡余额超票价女生两次进站被拒

图片 2

3年前,还是大一学生的吴丽在苏州地铁站刷卡进站时,检票口闸机屏幕提示“余额不足,请去充值”。当时的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拖着行李充值后重新安检进站。

小吴是苏州大学法律专业的大四学生,去年5月和10月两次进站乘坐地铁时,刷卡后被闸机挡在了外面,提示“余额不足,请去充值”。让小吴感到不解的是,自己的市民卡里还有7块多钱,足以支付进出站的最低票价。“去问他们那边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卡内余额低于单程票价的最高价之后价就不能进站

20岁的吴墨,是苏州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她向新京报记者回忆,2017年5月和10月,她两次进站坐地铁,却被无缘无故挡在了闸机外,“卡里明明有7块多,我只坐两站而已,两块钱。”

吴玥提供的起诉书照片 受访者供图

2017年10月,她在苏州地铁东环路地铁站进站时,地铁卡里显示余额7.1元,她要去的站点只需花2元,但她无法进站。这一次,她找到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她,根据《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余额低于轨道交通线网最高票价时将不能进站。当她追问该项规定的依据时,对方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小吴说,自己跟轨道交通公司沟通过,询问规则制定的原则和法律依据,但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回复。“问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则,是怎么制定的,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都特别的含糊,然后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说明理由,好像其它途径也得不到什么有效的解决。”

更让吴墨无法理解的是,一旦卡内金额在7块6以下,闸机就会显示“×”,“无法进站不说,还不显示余额,莫名其妙”。

据地铁工作人员的解释,《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卡内余额低于单程最高票价就不能进站,而苏州轨道交通单程最高票价为8元,折后7.6元。

经过3年的法律专业学习,“较真儿”的她认为这个“霸王条款”不合理。

依据《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苏州地铁一号线全程票价为8元,持有苏州市民卡进站可享受9.5折优惠,折后全程票价为7.6元,在卡内余额不足7.6元时不能进站。该规则由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司制定。

吴墨认为,卡内余额不足可以出站时补票,但是“卡内余额超过乘车区间的票价,为何不让进站?”

这个规则让吴玥有些不能理解,“我觉得挺不人性化的”。她和同学们对北京、南京等16个城市的地铁票务规则进行的查询或电话询问,了解到“大部分城市都规定,只有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时,才无法进站。”

为了了解其他城市地铁站的情况,她和同学登录了北京、南京等近20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站,给大部分城市地铁公司打了热线电话。他们发现,16个城市的地铁票务规则规定,只有当卡内余额低于单程最低票价的时候,才会无法进站。

经法院调解,地铁将改为“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

记者查阅发现,依据《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苏州地铁一号线全程票价为8元,持有苏州市民卡进站可享受9.5折优惠,折后全程票价为7.6元,卡内余额不足7.6元时不能进站。该规则由苏州市轨交公司制定,于2016年6月1日起施行。该预付卡不具有透支功能。

为此,吴玥曾想过在苏州轨交的官方网站上进行投诉,但她发现在“便民问答”栏目里,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交通卡余额低于七块六不能进站?”吴玥认为,既然官网已经张贴了问题,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投诉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她认同这样的规定,“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在地铁上从头坐到尾,其实只要两三块就够了。”

小吴认为,《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是属于《合同法》所界定的“格式条款”,加重了乘客责任、排除乘客主要权利,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2017年10月底,她一纸诉状将轨道交通公司告上了法院:“一个请求是请求他们这个条款的13条是无效的。第二个就是请求他们当卡内余额低于7块6的时候,闸机要显示余额,就不能只是打一个叉,余额不足请去充值。”

2017年10月底,吴墨将地铁运营方苏州轨交公司诉至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后该院报请苏州中院审理。苏州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原告所诉侵权行为,涉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进行提级管辖。

因此,在和家长、老师商量后,2017年10月底,吴玥将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至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后该案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我身边人都很支持我这样做,学院的老师也帮我从法律层面更深入地剖析了这个问题。”

她登录苏州轨道交通官网想要投诉,发现网站上“便民问答”栏目的第一个热门问题就是“为什么交通卡余额低于七块六无法进站”。

诉讼期间,小吴和其他同学一起对包括北京、天津、南京等16个城市地铁进行了调查,发现大部分城市规定,只有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时,才无法进站。而苏州轨道交通公司则是按照最高票价金额来限制。多次庭前调解无果后,12月14日,该案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双方就小吴是否适合作为本案诉讼的原告,《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效力如何认定,卡内余额不足时、轨道交通公司是否负有告知义务等焦点进行激烈的辩论。主审此案的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沈军芳说:“合议庭认为小吴与市轨交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在小吴接受运输服务的过程中,她认为因为轨交公司设定了这个规则导致她权益受损,为保护自己的权益提起诉讼,我们合议庭认为她具有诉得利益,是本案的正当当事人。”

吴墨说,诉讼前,她与同学对北京、南京等16个城市的地铁进行了电话咨询,“大部分城市都规定,只有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时,才无法进站”。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她前前后后曾去过3次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及3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经过一次庭前调解,但对于她提出的要求,苏州轨交公司并没有做出让步,最终没有成功。

这让她意识到,投诉可能不会有实际效果。此时的她正在上民事诉讼法课程,她意识到,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起诉轨交公司”。

最终,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进行修订并同步实行。小吴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沈军芳法官说:“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的规定,格式条款使用时应当尊重公平原则。轨交公司在制定格式条款时,在小吴卡内余额足以支付票价的情况下,采用规则限定了她进站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个规则违背了公平原则,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一个规定。”

吴墨希望法院“确认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的《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内容无效;此外,判令被告尽到告知义务,卡内余额不能进站时显示卡内余额”。

“一直没有开庭,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压在心里。”经过漫长的等待,今年12月14日,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苏州市轨交公司同意修改票务规则。

学校老师告诉她,起诉完全可行,这句话让她“有信心去打这个官司”。 父母都认为做这件事情很有社会价值,鼓励女儿坚持下去。周围同学的热情也超过她想象,经常帮忙收集各种材料,为此,她开玩笑说,这种热情来源于“作为法学生挑战权威的兴奋感”。

“做法律解决方的供给者和提供者,推动法治进步”

法院:轨交公司明年底前需修改“票务规则”

从去年起诉开始,就有媒体陆续报道过吴玥起诉苏州轨交公司事件,也引发了网络热议,其中不少人支持吴玥的行为,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吴玥“太较真”。对此,吴玥说,一开始看到一些负面的评论,心里确实会比较难过,但后续慢慢学会释怀,“最近的报道我就选择直接忽视,只做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活得开心最重要。”

起诉书准备了半个月。2017年10月底,吴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缴纳了40元诉讼费。取证、立案、缴纳诉讼费,等待法院传票,当这些书本里的诉讼流程,成为自己亲历的场面,吴丽觉得有些“不真实”,甚至有些忐忑。

对于判决结果,小吴表示,据她和同学了解,像这类纠纷,在很多地方的法院都是以“主体不合格”等程序原因而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这起案件能够在苏州市中院进入审判程序,并得到审结,让她和同学感到很意外,并为司法进步感到兴奋。

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事致电苏州轨交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卡内余额低于7.6元时不能进站”的规定,是为了降低风险,“这项规定是为了避免在客流高峰期,余额不足导致乘客滞留在轨交出口闸机前,引发伤害风险”。

吴玥说,这一年半的诉讼,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收获,“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磨砺吧,让我能够更加坚持自己的想法。”

到了2018年1月2日,吴丽收到了苏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被告知提审。这时候,她“有点儿心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胡亚球对媒体表示,多年行政管理的惯性思维,导致了对民众、对服务对象的利益确实有忽略的地方,这起案件恰恰暴露了这部分问题。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民众财产权的尊重,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微不足道的财产数额,但背后如果把整个苏州有可能被侵害的居民总数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雪阳也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我们法学院倡导的理念就是,面对不合理的规则,不要去抱怨,要做积极的建设者,要做法律解决方案的供给者和提供者,具体通过一个个小事共同来推动法治的进步。”

针对吴墨提出的“不显示余额”的问题,轨交公司的解释是,“闸机显示范围有限”,“如果既要显示余额又要提醒充值,则需要翻页显示,会降低乘客通过闸机的效率”。

“一路走来挺不容易”

后来她了解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报请苏州中院审理,苏州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原告所诉侵权行为涉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对案件进行提级管辖。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苏州中院获悉,此案已于12月14日开庭审理。为了审理好案件,法院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展开深入调研,查阅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轨交公司的申请追加了市民卡公司作为案件的第三人。

澎湃新闻:当时为什么会想起诉苏州轨交公司?

庭审前,吴丽参加了一次庭前调解。轨交公司强调,让余额不足的乘客先充值再入站,比乘客先入站后补票风险更低,也更舒适,并介绍这是他们通过“客商风险”计算得出。

经审理,法院认为,第十三条规定是轨交公司作为经营者制定的格式条款,其确定的权利义务有违公平原则,是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同时,该条规定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规定,应认定无效。

吴玥:我之前有两次都因为卡内余额不足而被闸机拒之门外,于是就很想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进站?就跟同学一起研究了一下,后来问过工作人员,自己也在苏州轨道交通的官网上查过规则。后来在地铁站的进站口发现了地铁变更规则的公告栏,但字体很小,一共大概十几二十条,一般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少注意到它,所以后来知道自己不能进站的原因是有这个条款的限制,当时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规则,觉得这个规则给人一种很霸道的感觉,就想起诉。

尽管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场面”,但吴丽却发现“并不紧张”,对方也不是想象的“咄咄逼人”。她很快反驳对方,“虽然说这是计算得来的,但并没有提供数据作为支撑,而且那么多人投诉,说明大家都觉得不舒适”。

最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进行修订并同步实施。

我其实也去轨道交通的工作人员处询问过,说这个规定是他们内部制定好的,他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所以就觉得挺不人性化的。

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

■对话

澎湃新闻:有没有想过这场诉讼会用那么长时间?是否有影响过你的学习?

漫长的等待中,吴丽认真地准备应诉。她常跑到老师办公室,问怎样的观点更能站得住脚。

起诉地铁公司当事人吴墨

吴玥:诉讼过程或多或少有些影响学习,因为这个诉讼过程很曲折,一直没有开庭,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压在心里。原本是去年就该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开庭的,但后来这个案子被中院提审了。2018年1月,中院才正式发通知单,但没有说具体开庭时间。后来到了五月份,才收到了中院发出的一张证据调查的单子,但也只是去中院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庭前会议。后来又等了一段时间,感觉很漫长。

有网友评价她“太较真儿”,她笑着反问:“那做到什么地步才是不较真儿呢?”

没想到地铁公司同意改规则

但时间并没有占用多少。中院的法官人很好,考虑到我平时也要上课、考试,所以他在通知我去中院前都会问我时间方不方便,跟我确定一下。

她从未想过撤诉。以前,她认为自己是个做事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人,这次得到周围那么多人的鼓励,她想磨砺自己。“我不是特别在意结果如何,但这件事不能半途而废”。

吴墨表示,对判决结果“非常满意”。“我不想自己被关注,这不是我诉讼的目的。”吴墨说,她的诉求只是代表了绝大部分苏州市民的需求,“只是想让苏州轨道交通做出一些改变”。

澎湃新闻:父母和学校是否支持你起诉苏州轨交公司?

2018年12月14日下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她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开庭。这让她既兴奋又紧张,“心里压着的事情,终于要解决的那种轻松感”。

新京报:同学对你起诉这事怎么看?

吴玥:我在起诉前就征求过身边的同学、家人的意见,他们也都很支持,包括学院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帮我从法律层面更深地剖析这个问题,所以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的。

经苏州中院裁判式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轨交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进行修订并同步实施;吴丽放弃其他诉请。

吴墨:起诉的时候,同学都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帮助我一起去深入探究不能进站的原因,一起找法条、找老师咨询。

“从小事做起推动行业完善”

“对于结果是满意的,因为双方相互都做出了一定让步,最终达成调解结果,对于我和轨交公司,我认为都是很好的结果。”吴丽说。

新京报:家人支持吗?

澎湃新闻:这件事经媒体曝光后,是不是也对你产生了不少影响?

“这个案件属于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交叉领域。”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沈军芳在受访时表示,合议庭认为,吴丽与轨交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在吴丽接受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她认为因为轨交公司设定了这个规则导致她权益受损,为保护自身权益提起诉讼。为此,合议庭认为吴丽是本案的正当当事人。

吴墨:家人都挺支持的,也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让我一直走到现在。

吴玥: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我在学习的时候,会接到一些记者的询问,所以产生了一定的困扰,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在学校里,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有太多的变化,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在学院里跟别人到处说我起诉了谁、干了什么事的人。

为了审理好本案,苏州中院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调研,查阅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

新京报:此前你有过类似诉讼吗?

澎湃新闻:对于部分网友评价说“太较真”,你怎么看待?

“这个案件能够在苏州法院系统得到受理,并且一直审下去,这说明苏州的法治水平非常高。对法院来说,案件无论从受理还是到审判,都体现巨大勇气。”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胡亚球介绍,诸如此类纠纷在很多地方法院都以“主体不合格”等程序原因而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

吴墨: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诉讼。

吴玥:要看每个人对较真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吧,虽然说我这次只是几块钱,而且只是我一个人,但其实地铁作为一个受众面这么广的服务行业,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几块钱汇聚起来其实金额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才能推动轨交整个行业的不断完善。

胡亚球认为,这个案件不但体现苏州法治的进步,还为全国此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法治发展和进步。”

新京报:对法院调解结果是否满意?

澎湃新闻:一些负面评价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在苏州生活3年多,吴丽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地铁是苏州的城市名片之一,轨道交通的规定反映了这里的文明程度”。

吴墨:满意,因为达到了我起诉的初衷,推动了轨道交通的发展,也算给我们一年的努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吧。

吴玥:其实在去年这件事情就被报道过,当时也可能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看到那些负面的新闻、评论,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的,但过了那段时间就还好。其实最近的所有报道我都没有看,直接选择了忽视,只做我自己的事情,也没有看大家的评论。那些“键盘侠”的话不用太放在心上,自己活的开心最重要,而老师、家人和朋友们的陪伴也非常重要。

今天,诉讼已经过去,吴丽也开始逐渐回归平静生活。她希望像这样的事不再是“新闻”,而应成为常态。她也希望更多的人应有意识地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终受益的还是社会。“如果非要说我是个较真儿的人,那社会可能需要更多较真儿的人”。

新京报:这次诉讼有遗憾吗?

“这件事算是对我个人的一份磨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实习生 王康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吴墨: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我的陈述过于口语化,没有用太多的专业法律术语,还是存在一些小失误。

澎湃新闻:遇到这个问题后选择起诉,是不是和你学习法律专业有一定关系?

新京报:推动公共政策改变,会有成就感吗?

吴玥:其实我在没有学法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注重生活细节的人,只不过是有些时候做事情有些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但如果有人给我鼓励的话,自己还是会一鼓作气地做下去。没有学法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件事,我可能会选择投诉,去部门反映,再不行就去找消费者协会,但并不会想到起诉,因为毕竟要走完整个流程,还是要懂得一些基本的知识。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学了民事诉讼法,也相当于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上的一次具体操作吧。

吴墨:成就感嘛,看你如何定义这个词和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说实话,我当初没想过事情会进展到这一地步,也没有想过轨交公司同意调解、修改规则。当初没有抱着一种必胜的心态,即使输了,我觉得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引起苏州市民的关注,从而推动轨道交通的完善,这就已经成功了。

澎湃新闻:经过这一年多的诉讼,有没有什么收获?

新京报:有评价说你过于较真儿。

吴玥:这一年对我来说收获了很多,有时候想着可能坚持不下去了,但每次一有这些念头,我就觉得跟我的做事风格不太像。我喜欢做事有始有终,我不想还没有一个结果就这样放弃,所以其实咬咬牙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就这样挺过来了,这件事情给我性格上也算是一份磨砺吧,让我自己更加能够坚守自己的想法,认准一件事情,就要好好地把它做好,不论结果好坏,一定要完成。

吴墨:虽然说只有几元钱,但是地铁的消费群体很大,而且受众面很广,聚在一起是一个大数目,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值得的,至于其他人怎么说,一个词形容,众口难调,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啦。

我也希望人们能理解我,我也是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推动轨道交通服务更加完善吧,因为它也是苏州的一张名片。

新京报:你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是怎样的?

吴墨:生活中比较细心、缜密,能发现一些小细节吧,但有时候自己会钻牛角尖。做事很执拗,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那种。

新京报:未来会考虑做一名律师吗?

吴墨:未来还很长,目前还没有想好要从事什么职业,可能记者,也可能公务员吧。最近,正忙着眼前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律师说法

律师:“格式条款”过度保护轨交公司权利

北京君本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表示,从法律角度上讲,该案属于运输合同纠纷,原告作为乘客,与轨交公司是存在消费权益关系的,故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王飞认为,《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属于《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过度保护了轨交公司在提供运输服务中获取对价的权利,应属“无效”。

王飞说,该案是一场公益诉讼,能够对社会带来一定的启发意义,呼吁更多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本文由9159金沙游艺场发布于教育资讯,转载请注明出处:地铁卡余额超最低票价却无法进站 女子告苏州地

关键词: